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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是《公羊傳》先師嗎
作者：黎漢基（中山年夜學中國公共治理研討中間、政治與公同事務治理學院）
來源：《哲學動態》2025年第3期
摘要：《孟子》書中討論過《年齡》，但《孟子》和其他晚期儒家文獻并未說起《公羊傳》。《孟子》中的有些話語與傳世版本的《公羊傳》存在類似處，但這不克不及證明《孟子》的觀點來自《公羊傳》或相關學術傳統，是以比較謹慎的學者都不把孟子列在《公羊傳》一脈之中。近年來，曾亦等學者在《年齡公羊學史》等著作中認定孟子是《公羊傳》先師。但其舉證不成信，推論有瑕疵，不是可以接收的學術定見。
關鍵詞：《孟子》《年齡》《公羊傳》經學
《孟子》中曾述及《年齡》，但《孟子》和其他晚期儒家文獻并未說起《公羊傳》。翻閱《孟子》，讀者也許可以找到此中一些話語與傳世版本《公羊傳》有類似處，但年夜多數學者都比較謹慎，不把孟子列在《公羊傳》一脈之中。（參見阮芝生，第41頁；林義正，第21頁）不過，近年出現了把孟子視為《公羊傳》先師的說法，如曾亦等在《年齡公羊學史》中便有此主張。他們的觀點能否可托?其觀點進行了什么預設?相關的論證可否成立?對這些問題的分析，將會引領人們更深刻地清楚晚期中國經學發展的實際面孔。並且這一討論還觸及經學研討的方式論問題，即我們需求具體問題具體剖析，不宜不受拘束地心證。
一 “先師”論證的預設
追溯源流，學界以孟子為《公羊傳》先師的主張，不是曾亦的獨創。此前便有學人強調孟子與公羊學的親密關系，認為孟子傳孔子之《年齡》，非是傳《年齡》之經文，而是傳《年齡》之“年夜義微言”。即孟子傳孔子對《年齡》經的解釋，亦即后世的《公羊傳》傳文與《公羊傳》口說。是以，孟子之學與公羊學有許多相通之處，孟子是傳公羊學的包養平台推薦《公羊傳》先師之一。這一主張，實可商酌。此中一個重要論據是所謂“捃摭《年齡》之文以著書”，這句話出自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:“魯正人左丘明懼門生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掉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年齡》。鐸椒為楚威王傅，為王不克不及盡觀《年齡》，采取成敗，卒四十章，為《鐸氏微》。趙孝成王時，其相虞卿上采《年齡》，下觀近勢，亦著八篇，為《虞氏年齡》。呂不韋者，秦莊襄王相，亦上觀尚古，刪拾《年齡》，集六國時事，以為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，為《呂氏年齡》。及如荀卿、孟子、公孫固、韓非之徒，各往往捃摭《年齡》之文以著書，分歧勝紀。”
以上記錄，說明孔子逝世后出現了各種解包養網說和發揮《年齡》的作品，計有《左氏年齡》《鐸氏微》《虞氏年齡》《呂氏年齡》。而在這一思惟氛圍之下，荀卿、孟子、公孫固、韓非等人“著書”時亦采集“《年齡》之文”。此“《年齡》之文”，據司馬遷懂得，宜解作《年齡》經文，而不是指“年夜義微言”或《公羊傳》傳文與《公羊傳》口說。孟子是“捃摭”的主體，具有無可抹殺的自立性和能動性，而“著書”所述的是孟子對《年齡》經的解釋，不是傳孔子對《年齡》經的解釋。但是，所謂孟子傳孔子對《年齡》經的解釋、傳公羊學的“傳”，不是講孟子本身“著書”的工作，而是說孟子對他本身思惟以外的東西的“傳”。這此中已預設了孟子的腳色是：A.傳述者的腳色。這就是說，孟子的“傳”是忠實于孔子對《年齡》經的解釋的公羊學之孔子學，不夾雜己私。若已預設孟子說的是本身的私貨，那孟子就不成以稱之為《公羊傳》先師。但依司馬遷之言，“捃摭《年齡》之文以著書”的孟子，似乎不年夜能夠僅是一個傳述者罷了。
此外，由于“孔子對《年齡》包養網經的解釋”“公羊學”“孔子學”三者是辭異實同的表述，這就意味著被稱為“《公羊傳》先師”的孟子，說的只限于《公羊傳》傳文與《公羊傳》口說，不應該有其他東西。這也意味孟子關于《年齡》的言說涵蘊了：B.公羊學的獨占性。承認這一點，在處理《孟子》與《公羊傳》的關系上，有一個貌似方便的好處：《孟子》只言《年齡》不言《公羊傳》，但若“孔子對《年齡》經的解釋”“公羊學”“孔子學”三者等值，則可以搜索枯腸地斷定孟子的《年齡》言說都屬于“公羊學”范圍。可是，這一判準要面臨以下挑戰：假如存在任何一個記載，顯示出孟子有接近或類似《穀梁傳》《左傳》或其他非《公羊傳》的內容，那么就會構成必須戰勝的反證。要有用化解這個挑戰，意味著論者不僅要展現《孟子》與《公羊傳》的關系，還要檢查《孟子》有沒有其他不容于“公羊學”的元素。
最后，稱孟子為《公羊傳》先師，或把“傳公羊學”同等于“傳孔子學”，無形中已在堅持：C.公羊學的先在性。這是相關論點必須捍衛和證明的一點。假如“公羊學”不是比“孟子之學”更早之前已經客觀存在的知識遺產，那么僅憑《孟子》與“公羊學”的相通之處，實缺乏以發布孟子是《公羊傳》先師的結論。“相通”只意味二者具有類似的見解，不涵蘊孟子是從“公羊學”獲得相關認識的結論。假如“公羊學”的先在性并無堅實的證據，例如已出土的實物文本、靠得住的傳記資料或無可置疑的權威見證等，那么讀者即便了解這些相通之處，也完整可以推斷紛歧定是“公羊學”影響“孟子之學”，而有能夠是“孟子之學”影響“公羊學”，或許觸及這兩種“學”以外的其他學說的各種復雜的互動狀況。在證明孟子是“《公羊傳》先師”這一點上，“相通之處”充其量只是值得參考的旁證，連需要條件都算不上，更不消說充足條件或充要條件了。很惋惜，沒有任何堅實的證據確實說明“公羊學”比“孟子之學”更早存在。
二 “包養相通之處”的檢討
為了證明孟子傳“公羊學”，一些學者在討論中列舉了幾項孟子的言論與“公羊學”的“相通之處”。以下筆者逐條縷述，檢討其論證能否有用。
（1）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（以下引《孟子》，只出篇名）云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；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年齡》。《年齡》，皇帝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年齡》乎!罪我者其惟《年齡》乎!’”又《離婁下》云：“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后《年齡》作。”有學者認為這是孟子傳《公羊傳》的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之微言，即《年齡》本為皇帝之事，可《年齡》繼王者之跡熄而作，這即是以《年齡》當新王。
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，見于董仲舒《年齡繁露·三代改制質文》和何休《文謚例》。但這是《孟子》上述引文的原意嗎?除了偏好“公羊學”的論者以外，其他詮釋《孟子》的學者紛歧定得出這樣的判斷。為什么呢?因為“皇帝”不見得是“新王”。除《滕文公下》外，《孟子》言“皇帝”還有34例，皆指現任的統治者，沒有一例是指有德無位之人。《萬章上》云：“匹夫而有全國者，德必若舜、禹，而又有皇帝薦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全國。”依孟子本身的判準，孔子不是“皇帝”，早已被消除“有全國”的資格。至于“《年齡》，皇帝之事也”，“就是預期‘亂臣賊子懼’本該是周皇帝所做的工作”（黎漢基，2020年a， 第233頁）。
審讀《滕文公下》的記載，孟子立說的要旨最基礎不在孔子能否為皇帝，而是要通過包養“禹抑洪水”“周公兼蠻夷，驅猛獸”“孔子成《年齡》，而亂臣賊子懼”來回護本身的“好辯”。洪水、蠻夷與猛獸、亂臣賊子三者，與孟子仇恨的楊、墨，都是不得不對抗的厄難或敵人，這是禹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四人之事得以類比的關鍵地點。孟子以“皇帝之事”描述《年齡》，無非是表白對付亂臣賊子與孟子對付楊、墨，都是偉年夜且正確的行為。從他自命為“圣人之徒”可知，孟子的重點是認為禹、周公、孔子三人同屬“圣人”，本身則是“承三圣”。孟子對孔子的焦點定性是“圣人”而非“皇帝”，孤登時只談“皇帝”，并借此證成“新王”之說，很難說是孟子的原意包養網。此外，《離婁下》“王者之跡熄”一語，說的無非是圣王采詩的工作被廢止。這與周王朝被廢止“皇帝”的資格，完整是兩回事。考慮到董仲舒、何休都晚于孟子，且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只不過是漢儒后起的解釋，別的沒有明確證據顯示孟子立說之前已有“公羊學”完全的文本擺在他的眼前，那么我們很難說“皇帝之事”暗含孟子作為《公羊傳》先師傳述的“微言”。光說“年夜義微言”，這無非是觀念上有些類似性，並且是透過“公羊學”的“濾鏡”后方能看得出的類似性，這最基礎不成能打消讀者的疑慮。
（2）《盡心上》云：“正人之物也，愛之而弗仁；于平易近也，仁之而弗親。親親而仁平易近，仁平易近而愛物。”有論者認為這是孟子所傳《公羊傳》“張三世”之微言，即孟子于“三世”中專傳孔子承平年夜同之旨，其言性善、倡暴政、稱堯舜、貶五霸，乃是據承平年夜同立論。
事實上，孟子在這里是討論對“親”“物”“平易近”畢竟應采用什么包養網態度，觸及“親”“仁”“愛”的辨析，他并未說過這些是分屬“三世”的“道”。《孟子》書中絕無“據亂世”“升平世”“承平世”之類的“三世”構想。確切地說，這樣的“三世”也不合適何休的原意。除了“所見”“所聞”“所傳聞”以外，何休未嘗對“三世”還有稱呼。對這三種發展的闡明，何休重要是圍繞“治”而言，且多于對“世”的稱謂。相反，“撥亂世”→“升平世”→“承平世”的“三世”序列，是康有為以降近代知識界風行的政治話語，吐露了當時知識分子為尋求改變，以進化論的規律作為發展標的目的的愿看。（參見同上，第419—429頁）別的，所謂對“承平”的嚮往與尋求，也不是“公羊學”專有的知識發明。已有學者指出，“承平”的幻想是鄭玄、何休甚至《承平經》等作品的配合尋求；而相關理念的構成，則是東漢知識界回應復雜包養政治環境的結果。（參見Zhao， pp.137-170）凡此，皆非孟子原有的設法。《孟子》書中并無“承平”“年夜同”或類似的政治構想。
（3）《離婁下》云：“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后《年齡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魯之《年齡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‘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’”又云：“年夜人者，言不用信，行不用果，惟義地點。”有人認為這是孟子傳《公羊傳》“托事明義”之旨，即孔子作《年齡》以史實、史文為筌蹄，因其行事加乎王心，以明《年齡》微言年夜義；同時孔子假皇帝之權行褒貶進退之實，不用果得時王之位，故包養孔子作《年齡》當新王以明一王之法。
所謂“托事明義之旨”很是類似皮錫瑞的“借事明義之旨”，這類懂得其實也和皮錫瑞一樣，都是認包養網定《年齡》的“事”可偽，並且是孔子和《公羊傳》作者允許的。但這一設法并不合適何休等“公羊學”經師原有的設想，完整是皮錫瑞等晚清經師為了化解各種對《公羊傳》和何休《解詁》的批評而新發展出的辯護戰略，此中存在良多牽強且分歧《公羊傳》原意的觀點。（參見黎漢基，2020年a， 第323—430頁）無論若何，孟子沒有任何接近“以史實、史文為筌蹄”的設法，《孟子》中也沒有“王心”或“微言年夜義”的概念。（參見黎漢基，2020年b， 第91—126頁）把“微言年夜義”窄化為“公羊學”獨有的內容，且以孟子所講為“公羊學”的“微言年夜義”，是皮錫瑞等晚清知識分子的新見解，非《孟子》固有的內容。
至于引文中的“年夜人”，有人解作“素王孔子”，亦欠亨。除上述引述外，《孟子》言“年夜人者”還有2例：其一，《離婁下》云：“年夜人者，不先其包養網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其二，《盡心上》云：“有年夜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”以上所述“年夜人”都是泛指有德性的人，并非專指“素王孔子”。“言不用信，行不用果，惟義地點”與“不先其赤子之心”“正己而物正”，都是傑出品德所構成的行為表現，不是專講《年齡》的寫作原則。如“行不用果”的“果”本為堅決義，焦循說：“果即能。果義為決，能義亦為決。”（《孟子正義》卷十六）此處講的是一項行為不克不及堅決做到，并未專指《年齡》的寫作，但有論者卻將其解作孔子假皇帝之權行褒貶進退之實，仿佛“果”專指“時王之位”，顯為牽強附會。
（4）《盡心下》云：“《年齡》無義戰，彼善于此，則有之矣。征者，上伐下也，敵國不相征也。”論者認為這是孟子所傳《公羊傳》“尊王”年夜義，并認為孟子此意即《公羊傳》“不與諸侯專討、專封”之義。即在孟子看來，五霸專討、專封，上無天王，橫行霸道，為三王之罪人，這是孟子與《公羊傳》分歧的處所。
所謂“《年齡》無義戰”，是專就《年齡》一經而言，還是泛指整個時代?這是尚未構成定論的。但無論若何，傳世《年齡》經文皆無“征”字。《孟子》言“征”，若真要結合《年齡》文本領實而言，只能說當時諸侯之間沒有一場戰爭算得上是“上伐下”，包含魯國在內。其言“敵國不相征”，與“公羊學”并無任何關系。《公羊傳》桓十年言“內不言戰，言戰乃敗”，本是解讀《年齡·桓十年》經文：“冬，十有仲春丙午，齊侯、衛侯、鄭伯來戰于郎。”此處言“戰”，曲直折地泄露魯國在郎吃了敗仗。之所以應用隱晦的措辭，因為《年齡》“內魯”，凡言魯事皆以“內辭”述之。更淺白些說，魯國是《年齡》第一人稱的主語，直接表露自家的丑事顯得太過尷尬，故不得不說得婉轉些。“內魯”不等于“王魯”，“內不言戰”絕不涵蘊以魯為王者。（參見黎漢基，2019年，第208—213頁）“托王于魯包養”是何休的獨特主張，但長期存在爭議，也不是《年齡》學者廣泛接收的公論。（參見黎漢基，2020年a， 第383—419頁）我們細讀《盡心下》所言，可知孟子絕無以魯為王且“尊魯”之意。
《公羊傳》言“實與而文不與”，用在對諸侯行為的批評，共4例，即對“救邢”（僖元年）、“城楚丘”（僖二年）、“城緣陵”（僖十四年）、“楚人殺陳夏征舒”（宣十一年）四則經文的解釋。前三則是批評齊桓公“專封”，包養網比較最后一則是批評楚莊王“專討”。“專封”與“專討”是欠好的，但不等于《公羊傳》認為是要不得的。“實與而文不與”，就是對相關行為實際上贊成但在文字上不贊成。之所以這么判斷，是因為《公包養網比較羊傳》認為上述的“專封”“專討”長短常情況下不得已的做法。像齊桓公“城楚丘”，《公羊傳》解釋說：“諸侯之義不得專封，則其曰實與之何?上無皇帝，下無方伯，全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力能救之，則救之可也。”這里設法辯護齊桓公的恕辭，足證《公羊傳》絕非徹底否認的態度。“上無皇帝”是證成齊桓公“專封”的符合法規性，絕非指責齊桓公的口實。細讀《告子下》之說：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今之年包養網價格夜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”此三“罪人”的演繹，是以遞增的方法表白相關主體辜負了他者：五霸做得欠好，辜負了三王；今之諸侯做得更欠好，辜負了五霸；今之年夜夫做得更欠好，辜負了今之諸侯。五霸在這一系列中僅是初始的環節，絕非一無是處。像“無有封而不告”《孟子·告子下》即是齊桓公掌管的葵丘之會“五命”的內容。若以為《孟子》《公羊傳》對五霸有貶無譽，很不當當。比讀《告子下》和《公羊傳》之說，應該承認二者對五霸的正面貢獻還是有所確定的，最基礎無法證成孟子傳《公羊傳》的尊王年夜義。
（5）《盡心下》云：“平易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”有論者由此說孟子傳《公羊傳》“平易近貴君輕”年夜義。應當說，孟子的“平易近貴君輕”說表現了他對平易近、社稷、君三者權衡后的判斷。不過，相關論者的舉證卻不對應于此。如《年齡》文十八年經言“莒弒其君庶其”，《公羊傳》以“眾弒君之辭”解釋，而“眾”不等于“平易近”或“平易近眾”，可以包括統治階級內的成員。但何休說“國中人人盡喜”（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文十八年），此“人人”已表白“眾”不是專指平易近眾，雖然此中包括“平易近”。此一經傳，說的是一個君主被殺了也不成惜，很難說這是平易近貴君輕的思緒。又如，《年齡》僖十九年經：“梁亡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其言梁亡何?自亡也。其自亡何如?魚爛而亡也。”何休解釋道：“蒼生一旦相率俱往，狀若魚爛。”就包養網此而言，何休更像是吸取了重平易近的政管理念而對傳義予以發揮，而《公羊傳》言“魚爛”則是就“平易近”作全局描寫。不論若何，上述傳注都不是平易近與君的對比。再如，《年齡》僖三十三年經言：“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。”《公羊傳》云：“其謂之秦何?蠻夷之也。”隨后，傳文記載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：“千里而襲人，未有不亡者也。”這是批評秦伯導致敗亡的軍事設定，而不是“不重平易近命”。
翻查《公羊傳》全傳，言“平易近”8例。第一，“臨平易近之所漱浣也”（莊三十一年），說魯莊公所筑之臺下臨平易近眾浣洗的處所。第二，“射姑，平易近眾不說，不成使將”（文六年，共2例），說因平易近眾不喜歡他射姑，不成以派他為將。第三，“緣平易近臣之心，不成一日無君”（文九年），解釋諸侯在先君往世后封內三年稱子的緣故，說的是平易近臣對君的需求的不成或缺性。第四，“趙穿緣平易近眾不說，起弒靈公”（宣六年），說趙穿應用平易近眾不喜歡晉靈公而弒君。第五，“今君勝鄭而不有，無乃掉平易近臣之力乎?”（莊十二年），說將軍子重詢問為何勝鄭后不擁包養網有它，懷疑這是白白損掉臣平易近之力。第六，“吾以不詳道平易近，災及吾身”（莊十二年），楚莊王答覆子重之問，說本身假如用心不善而引導平易近眾，就能夠出現災禍殃及本身。第七，“季氏得平易近眾久矣，君無多辱焉”（昭二十五年），子家駒說季氏得平易近眾好久了，勸魯昭公不要輕舉妄動。
綜上可知，“平易近”在《公羊傳》中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擺佈政治發展的氣力，但他們能否不悅，并不克不及影響到主要政治人物可否繼續安身。可以說，《公羊傳》對“平易近”的懂得和孟子的“平易近貴君輕”之說的思緒并不雷同。真要說哪一部《年齡》類文本最包養網接近《孟子》，其實不是《公羊傳》，而是《穀梁傳》。《穀梁傳》言“平易近”51例，重平易近的主張最為明確。誠如江慎中《年齡穀梁傳條指》所說：“《左氏》《公羊》皆無其說，惟《穀梁》有之。此穀梁子之卓出二家而獨有千古者也。”（江慎中，第7829頁）僅是平易近與君的對比說明，《穀梁傳》便有兩處明言：“平易近者，君之本也。”（桓十四年、僖二十六年）這比上述《公羊傳》中的8例更接近“平易近貴君輕”的表述。當然，這不是說孟子“平易近貴君輕”之思惟來自《穀梁傳》，而是說真要找“思惟相通之處”，則《孟子》接近《穀梁傳》多于《公羊傳》。
（6）《萬章下》云：“君有過則諫，反復之而不聽，則往。”論者由此認為孟子傳《公羊傳》“君臣年夜義”。其實，同樣是談論“諫過不聽則往”，《孟子》說的是“反復之”，就是再三重復，并不決說幾多次，而《公羊傳》記載曹羈“三諫”，此“三”若解作屢次，則比較貼近《孟子》之說。不過，何休卻認定“三諫”就是諫了三次。相關的規定，亦見于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:“讓之三也，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。”不明白何休之說有沒有參考此文，但像他這樣懂得“三諫”，反而拉開了《公羊傳》與《孟子》的距離。無論能否完整采納何休的解釋，《孟子》《公羊傳》二者所述更像是晚期儒者風行的觀點，而非“公羊學”專有的說法。孟子更不見得真的讀了《公羊傳》有關曹羈諫后離往的解釋方有《萬章下》的說法，是以，我們沒有來由將之懂得為孟子傳《公羊傳》君臣年夜義。
三 “先師”說的另一論證
通過以上的學術回顧，可以發現所謂“相通之處”并不克不及真正論成，更不消說由此證實孟子是“傳公羊學”的《公羊傳》先師了。惋惜，近年來的研討者如曾亦等，不悟相關論證的困難，反而加強了這一觀點。曾亦等列舉了“孟子善言《年齡》”的六項依據，比較《孟子》與《公羊傳》或其懂得的“公羊學”，得出結論說：“凡此，足見孟子善言《年齡》，公羊家推其為先師，實非虛譽也。”（曾亦、郭曉東，第27頁）此“先師”當指《公羊傳》先師，但曾亦等沒有明言其所說的“公羊家”是誰，也不明白除了本身以外還有誰批準孟子是“先師”。遠的不說，像孔廣森《公羊年齡經傳通義·敘》包養網雖言“孟子最善言《年齡》”，但并沒有把孟子視為“先師”，而是說“愚以為《公羊》家學獨有合于《孟子》”，此“合”完整可以懂得為不屬于統一學術譜系的巧合，不用是“先師”的定性。
不論若何，畢竟孟子算不算“公羊學”的“先師”，不是看有幾多人推許，重要還應看相關的論證能不克不及成立。起首明確一點，曾亦等用以證成“先師”的重要判斷是“孟子善言《年齡》”，不是單純指《年齡》之經文，而是專指“公羊家”所認可的對《年齡》的解釋，而這些解釋放在《年齡公羊學史》的整體語境（尤其是證成“先師”的結論的六項依據）中看，就是“公羊學”的內容。是以曾亦等的“善言《年齡》”與前述的“傳公羊學”，是內涵相當接近的兩項判斷。二者的差別在于“善言”與“傳”之別。對此，可以符合道理地推測，此中或有一個能夠性，即孟子作為“公羊學”的“先師”，他對《年齡》的解釋能夠是發明者而非傳承者的任務。可是，曾亦等外行文上沒有說明哪個觀點是孟子發明的，並且有些處所還說《公羊傳》的記載是“孟子所本”，是以有來由判斷孟子之為“先師”的定性乃是一個傳述者的腳色（即上文所述的A）——盡管能夠不知哪一點是發明，哪一點是傳述。此外，因為孟子本于《公羊傳》，并非《公羊傳》本于孟子，且孟子“善言《年齡》”的解釋不觸及“公羊學”以外的其他東西，所以“先師”的推定，同樣必須以“公羊學的獨占性”和“公羊學的先在性”為條件（即B和C）。與過往論者一樣，曾亦等的焦點論述內容是《孟子》與《公羊傳》的比較。以下筆者剖析論之，且看相關評說能否可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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